(原标题:印度经济“底气”何在?)
随着近些年经济快速增长,印度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变化,朝野上下一些人大国意识膨胀,跃跃欲试地想要当地区“老大”,甚至经常在边境挑起事端。印度的底气何在?众所周知,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础,那么印度经济目前表现如何?未来发展潜力如何?制约因素有哪些?与之相关的经济改革进程又如何?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此进行了探讨。
记者:印度的经济结构有什么特点?如何形成的?您如何看印度经济的增长质量?
梅新育:印度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发展极度失衡。与东亚经济体相比,在GDP构成中,消费占比高,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一直在50%以上,常常超过60%,而外贸、投资则占比低,与中国投资率差额多年超过10个百分点,驱动力不均衡。在产业构成中,第一、第三产业比重大,服务业占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40%,1999年超过50%;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非常薄弱,占比很小,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发展极度失衡造成了很多经济社会的弊端,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难言有多高。
印度经济特点是由其基本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征形成的。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普遍投资较高,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迅猛。印度则不同,其《劳工法》、《征地法》和传统税制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极大,严重阻碍了印度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
印度《劳工法》非常苛刻,100人以上企业裁员需报政府部门审批,即使有些员工不胜任工作岗位,印度企业也很难将其解雇。由于担心在业绩下滑或者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时因不能解雇员工而破产,印度企业即使在经营环境良好情况下也不愿雇佣大量劳动力扩张生产,而情愿保持较小生产规模,从而损害了规模经济。
《征地法》的负面作用更加突出。二战后很多东亚经济体都实施了力度很大的土地制度改革,对推动自身工业化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印度却没有。虽然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到访中国后,看到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受触动,回到印度后也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印度土地制度改革却像是“夹生饭”,被许多研究学者称为“印度建国头号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后果就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在独立初期,印度制造业基础好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很多,但是今天印度和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土地制度限制,使印度基础设施极为落后,交通建设尤其铁路建设差距十分明显,工业生产受阻。
记者:印度经济改革阻力重重。以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为例,从原计划2010年4月推出,一直推迟至最近才实施。GST改革是印度独立后最大的税制改革,有舆论说这是印度在推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成绩。您如何评价印度的改革进程和成绩单?
梅新育: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制于三大制度阻碍,即苛刻的《劳工法》、《征地法》以及分割的税制。在这三大阻碍中,GST改革相对比较容易。印度原本实施联邦税制结构,中央政府对生产和服务环节收税,邦政府对最终消费环节征税,各邦征税标准不同,跨邦交易复杂,国内邦际贸易壁垒甚至常高于国际贸易壁垒。各邦政府经常出于自身财政需求调整税率,很容易造成贸易冲突。根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研究,印度是可比经济体中企业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在纳税便利度上,印度在参加调查的190个经济体中位居172位。GST改革打破了这种局面,誉之为“历史性成就”,实不为过。
GST改革虽然历时多年、坎坷艰难,但能在今年年中实施也属不易,比我个人的估计早了一年。但GST改革的实施还涉及细节的确定。接下去《劳工法》、《征地法》改革将更加不容易,难度远大于GST改革,可以想象各利益方博弈的激烈程度,而这一过程肯定会漫长而艰难。我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对《劳工法》和《征地法》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记者:与之前国际社会和印度机构对印度经济乐观的预期不同,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印度GDP年增长率降至6.1%,为24个月新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印度经济的增速放缓?
梅新育:国际社会和印度机构对印度经济的增速比较乐观主要是横向比较的结果。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印度经济这些年的增速相对较快。但是纵向比较,印度经济今后10年的平均增速肯定会低于自己上一个10年的增速。今年一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为6.1%,我估计第二季度也达不到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速。最近经济增速变慢,一是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印度经济虽然目前对外贸的依存度不高,但置身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二是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强劲,尤其是原油价格反弹,对印度这个能源净进口国的经济起到了负面作用。三是近期改革的短期影响,去年11月实施的“废钞令”改革、今年的税制改革等虽然对印度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但短期难免对经济造成冲击。
记者:未来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梅新育: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三个。一是从2012年国际初级商品市场进入熊市,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深度回调以来,印度经济进入了相对有利的阶段。国际初级商品价格目前已经开始反弹,但由于供需关系未来将保持低位。印度的宏观政策过去长期受到“稳增长”和“抑通胀”不能兼顾的困扰,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进入熊市让印度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降息空间大了,未来能够集中于稳增长。二是印度联邦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印度在本届政府之前长期是悬浮议会,从1989年到2014年长达25年之久,印度没有任何政党赢得绝对多数选票,执政党不得不联合地方少数党执政,在各项政治经济改革中受掣肘较多。本届政府权力集中,有利于经济转型、补短板、破阻碍。三是经济改革可能释放经济活力。莫迪执政后大力推进改革,包括调整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清除以往积弊,提高行政效率与施政能力;制定与实施“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多项发展规划以及GST改革。接下去如果改革能顺利稳步推进,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正面的。
记者:未来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梅新育: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短期内难以化解,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可能旧的矛盾没有消除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这些都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具体讲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因素。一是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二是改革阻力不小,《劳工法》、《征地法》都是难啃的骨头。三是金融业坏账高,资产泡沫严重。以房地产为例,孟买的最高房价超过了英国伦敦的最高房价。四是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巨大,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从福布斯富豪榜数据可以管窥一斑,2009年印度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其亿万富翁人数为79人,超过中国的52人,当年印度前100名富豪的资产净值为276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的1700亿美元。最近这几年,在中印经济差距继续加大的情况下,印度富豪的资产净值始终高于中国。与富豪多金相对的是印度大规模人口的贫困,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至今还生活在无电的环境中。五是宗教矛盾突出,政治分散化、地方化趋势并未完全消除。大多底层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之说,改变逆境自我奋斗的意愿不强,这对经济发展不利。此外,体制限制导致印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不足,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原标题:印度经济“底气”何在?)
随着近些年经济快速增长,印度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变化,朝野上下一些人大国意识膨胀,跃跃欲试地想要当地区“老大”,甚至经常在边境挑起事端。印度的底气何在?众所周知,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础,那么印度经济目前表现如何?未来发展潜力如何?制约因素有哪些?与之相关的经济改革进程又如何?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此进行了探讨。
记者:印度的经济结构有什么特点?如何形成的?您如何看印度经济的增长质量?
梅新育:印度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发展极度失衡。与东亚经济体相比,在GDP构成中,消费占比高,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一直在50%以上,常常超过60%,而外贸、投资则占比低,与中国投资率差额多年超过10个百分点,驱动力不均衡。在产业构成中,第一、第三产业比重大,服务业占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40%,1999年超过50%;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非常薄弱,占比很小,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发展极度失衡造成了很多经济社会的弊端,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难言有多高。
印度经济特点是由其基本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征形成的。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普遍投资较高,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迅猛。印度则不同,其《劳工法》、《征地法》和传统税制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极大,严重阻碍了印度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
印度《劳工法》非常苛刻,100人以上企业裁员需报政府部门审批,即使有些员工不胜任工作岗位,印度企业也很难将其解雇。由于担心在业绩下滑或者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时因不能解雇员工而破产,印度企业即使在经营环境良好情况下也不愿雇佣大量劳动力扩张生产,而情愿保持较小生产规模,从而损害了规模经济。
《征地法》的负面作用更加突出。二战后很多东亚经济体都实施了力度很大的土地制度改革,对推动自身工业化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印度却没有。虽然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到访中国后,看到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受触动,回到印度后也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印度土地制度改革却像是“夹生饭”,被许多研究学者称为“印度建国头号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后果就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在独立初期,印度制造业基础好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很多,但是今天印度和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土地制度限制,使印度基础设施极为落后,交通建设尤其铁路建设差距十分明显,工业生产受阻。
记者:印度经济改革阻力重重。以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为例,从原计划2010年4月推出,一直推迟至最近才实施。GST改革是印度独立后最大的税制改革,有舆论说这是印度在推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成绩。您如何评价印度的改革进程和成绩单?
梅新育: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制于三大制度阻碍,即苛刻的《劳工法》、《征地法》以及分割的税制。在这三大阻碍中,GST改革相对比较容易。印度原本实施联邦税制结构,中央政府对生产和服务环节收税,邦政府对最终消费环节征税,各邦征税标准不同,跨邦交易复杂,国内邦际贸易壁垒甚至常高于国际贸易壁垒。各邦政府经常出于自身财政需求调整税率,很容易造成贸易冲突。根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研究,印度是可比经济体中企业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在纳税便利度上,印度在参加调查的190个经济体中位居172位。GST改革打破了这种局面,誉之为“历史性成就”,实不为过。
GST改革虽然历时多年、坎坷艰难,但能在今年年中实施也属不易,比我个人的估计早了一年。但GST改革的实施还涉及细节的确定。接下去《劳工法》、《征地法》改革将更加不容易,难度远大于GST改革,可以想象各利益方博弈的激烈程度,而这一过程肯定会漫长而艰难。我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对《劳工法》和《征地法》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记者:与之前国际社会和印度机构对印度经济乐观的预期不同,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印度GDP年增长率降至6.1%,为24个月新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印度经济的增速放缓?
梅新育:国际社会和印度机构对印度经济的增速比较乐观主要是横向比较的结果。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印度经济这些年的增速相对较快。但是纵向比较,印度经济今后10年的平均增速肯定会低于自己上一个10年的增速。今年一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为6.1%,我估计第二季度也达不到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速。最近经济增速变慢,一是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印度经济虽然目前对外贸的依存度不高,但置身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二是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强劲,尤其是原油价格反弹,对印度这个能源净进口国的经济起到了负面作用。三是近期改革的短期影响,去年11月实施的“废钞令”改革、今年的税制改革等虽然对印度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但短期难免对经济造成冲击。
记者:未来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梅新育: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三个。一是从2012年国际初级商品市场进入熊市,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深度回调以来,印度经济进入了相对有利的阶段。国际初级商品价格目前已经开始反弹,但由于供需关系未来将保持低位。印度的宏观政策过去长期受到“稳增长”和“抑通胀”不能兼顾的困扰,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进入熊市让印度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降息空间大了,未来能够集中于稳增长。二是印度联邦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印度在本届政府之前长期是悬浮议会,从1989年到2014年长达25年之久,印度没有任何政党赢得绝对多数选票,执政党不得不联合地方少数党执政,在各项政治经济改革中受掣肘较多。本届政府权力集中,有利于经济转型、补短板、破阻碍。三是经济改革可能释放经济活力。莫迪执政后大力推进改革,包括调整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清除以往积弊,提高行政效率与施政能力;制定与实施“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多项发展规划以及GST改革。接下去如果改革能顺利稳步推进,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正面的。
记者:未来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梅新育: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短期内难以化解,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可能旧的矛盾没有消除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这些都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具体讲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因素。一是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二是改革阻力不小,《劳工法》、《征地法》都是难啃的骨头。三是金融业坏账高,资产泡沫严重。以房地产为例,孟买的最高房价超过了英国伦敦的最高房价。四是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巨大,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从福布斯富豪榜数据可以管窥一斑,2009年印度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其亿万富翁人数为79人,超过中国的52人,当年印度前100名富豪的资产净值为276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的1700亿美元。最近这几年,在中印经济差距继续加大的情况下,印度富豪的资产净值始终高于中国。与富豪多金相对的是印度大规模人口的贫困,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至今还生活在无电的环境中。五是宗教矛盾突出,政治分散化、地方化趋势并未完全消除。大多底层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之说,改变逆境自我奋斗的意愿不强,这对经济发展不利。此外,体制限制导致印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不足,工作效率非常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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